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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呈市场化趋势的公众捐赠 开始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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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呈市场化趋势的公众捐赠 简介

  《2016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在中国慈善榜活动上发布之后,因为数量有限,应广大读者要求,我们将持续发布蓝皮书内容。继上月发布了行业政策完善引公益慈善新格局、《慈善法》时代的基金会运作探索、企业向使命驱动型转变、制度推动慈善家捐赠多元化四篇文章之后,今天将继续发布蓝皮书内容系列五,以享读者,敬请关注!

  2016年,社会捐赠总量基本维持在1000亿元左右。有专家统计,1000亿元捐赠之中,100万以上的捐赠者将近93%,1万元以下的捐赠者不到7%,不难看出,在中国基本以大额捐赠为主。

  在我国,捐赠类别中,企业却一直是中国公益捐赠的主力军,全国捐赠资源的70%左右来自企业,而个人捐赠只占20%,未来去中心化、无边界、跨时空的互联网公众小额捐赠,将是中国公募的金矿。

  2016年,腾讯“99公益日”的大幕落下,腾讯公布的数据就将小额捐赠——中国公众募款的“金矿”显露无疑。

  数据显示,9月7日至9日3天时间,累计有677万人次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款3.05亿元,为3643个在筹公益项目献出了自己的爱心。加上腾讯基金会的1.9999亿元配捐和企业的1.01亿元配捐,2016年“99公益日”筹集善款金额超过6亿元,再次刷新了国内互联网募捐记录。同时,在上百家企业、公益机构、明星名人的共同跨界发力下,通过线上线下的多元化渠道,“互联网+公益”的大生态也爆发出了空前的力量。

  而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2016年度捐赠人大会”上发布的数据同样应证了这一点。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2016年捐赠总收入4.7亿元,其中,3070家捐赠机构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爱心款物总计2.9亿元,14.35亿人次公众捐赠总计1.8亿元。

  2016年9月1日,经公示,民政部指定“腾讯公益”网络募捐平台、淘宝网、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等13家平台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并向社会公告。

  民政部介绍,根据9月1日起施行的《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

  移动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筹款后的执行监督、财务公开等问题引发社会热议,捐款使用透明化将成为公益组织持续获得捐赠的重要基石。

  互联网公募平台认定的热度没过多久,深圳一名男子通过互联网的募款行为,却引发社会关注。

  2016年11月30日,深圳白血病患者罗一笑父亲罗尔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网文刷爆网络,引起网友纷纷慷慨解囊,通过微信的“赞赏”功能,罗尔及为其策划此次筹款的金融服务公司的公众号收到网友赞赏资金近300万元。

  为此,深圳民政局成立专项调查组并对外声明,罗尔及该公司已将260余万元的赞赏资金“原路退回至网友”;罗尔表示,已收到该金融服务公司之前承诺捐赠的50万元爱心善款,女儿病情已得到控制。

  至此,“罗尔求助事件”逐渐平息。但纵观2016年,类似事件引起的风波可谓此起彼伏,在《慈善法》明确“个人求助”不在其规制范围内的情况下,不断造成社会影响的“个人求助”又将何去何从?

  2016年9月7日9时整,2016年的“99公益日”正式启动。18分钟内,用户捐款即达4861万元。首日网友捐款额近1亿元,接近去年整个三天的捐款总额。

  据统计,2016年“99公益日”期间共有3643个在筹公益项目获得捐款,涵盖扶贫、助学、疾病救助、助残、妇女儿童、环境保护、动物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公共建设、人文关怀、社会创新等各大领域。其中,扶贫救灾类项目317个,疾病救助393个,教育助学1382个,环保动物保护305个,其他共计1246个项目。不论是2000元目标的小而美项目,还是大到数百万量级的长期公益项目均在2016年“99公益日”上取得了收获。

  基于移动化支付、社交化场景和趣味化互动的各种跨界联动,让大众参与公益更为简便:在NOW直播、QQ空间、腾讯直播和兴趣部落上,赵丽颖、冯绍峰、李冰冰等明星陆续现身,为保护穿山甲、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发声,共吸引超过2600万人参加公益互动;腾讯游戏DNF官方联合企鹅电竞、龙珠、斗鱼等6大直播平台也齐齐行动,为乡村小学体育包公益项目贡献力量;通过腾讯手机管家或者电脑管家清理垃圾,便会有企业捐赠一笔钱给公益组织完成公益项目

  而通过微信朋友圈发起的“一起捐”和捐赠步数,众多网友也纷纷变身“平民英雄”。其中,有一位网友发动“一起捐”动员了7541位好友,为公益项目筹款超过169万元。而3天时间下来,无数网友通过益行家平台捐赠步数达到3264598万步,换算成捐赠金额达326.1万元。

  在企业层面,2016年“99公益日”的企业多维度接入,是互联网公益生态的又一次演进。

  2016年,东方园林、链家、滴滴出行、分众传媒、完美公司等近百家爱心企业共同出力,为十余家公募机构发起的数千个公益项目,完成了8600万元的1:1爱心配捐。圣农集团、云南白药牙膏提供总计1500万配捐,支持平台上最具动员能力的项目。

  在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潘江雪看来,通过99公益日,腾讯将移动的技术、社群的形态、公益的关爱联结在一起,这帮助全社会看见了公益组织的尝试、感受社会的真实需求并创造出便捷的捐赠场景。

  姜莹是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副秘书长,2011年入职该基金会的她见证了机构互联网筹款的发展路径。

  2011年,姜莹入职到儿慈会后,当年的5月份,儿慈会选择与互联网平台搜狐公益频道合作,推出一个名为“给孩子加个菜”的公益项目,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吃好饭,公益项目通过搜狐首页引流,三天之内儿慈会筹到了100万的捐款,这种筹资的速度和额度令姜莹非常震惊。

  2011年底,中国公益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首届中国公益互联网大会召开,人人网、腾讯等互联网平台纷纷加入支持互联网公益,从那时候起,人们开始注意到互联网可以成为公益筹资的存在。

  对于儿慈会来说,真正的互联网筹资之路要从2012年算起,但这一年“战绩”并不太好,只有600多万进账,但份额占到当年整个儿慈会筹款比例的8%。

  姜莹说:“这一年,互联网筹资的数额并不惊人,但惊喜是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募资组合形式。”

  2013年后,儿慈会打通了淘宝、支付宝等互联网筹资渠道,筹资额度在儿慈会整体筹资额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额度也越来越高。2013年筹资额1500万占全部募款额21%;2014年筹资额2882万占全部募款额30%;2015年筹资额1.17亿占全部募款额62%;2016年筹资额高达1.74亿占全部募款额68%。

  回顾这样一些有着卓越“战绩”的数字时,姜莹认为,首先,主要得益于机构互联网筹资布局较早,所以先天跟互联网公司有着比较密切的接触和战略性合作。

  其次,做好了一个平台,作为“儿童救助平台”,当前上线个,项目的丰富多彩也决定了筹资形式的多种多样。第三,重点合作伙伴的把控,2015年互联网筹资腾飞后,2016、2017年筹资额度有所增长的同时,筹资难度也逐渐增大。一是,大家都认识到这个市场,都来抢着做,竞争性变大。二是,筹资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了解,不可能再像几年前做一个项目那样很快筹到钱,所以要紧盯重点合作伙伴。

  2011年兴起的互联网筹款,至今已经过去了6年,这期间,很多机构都意识到互联网筹款的重要性,纷纷加入其中,一些互联网公司也推出公益项目更是将互联网筹款推向高潮。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是成立于2010年的非公募基金会,致力于合理使用资源,带动本地参与,以期帮助中国教育资源缺乏地区改善教育环境,助力怀揣梦想的贫困学子更好地实现自我成长。

  庄伟是该基金会的秘书长,谈到早期互联网募款时,庄伟从未想过互联网募款带来的实际“魔力”真的如此之大。

  三年前,姜莹邀请庄伟在儿慈会的互联网平台设立项目参与筹资,由于北京慈弘属性为非公募,不能参与公众募款,对于在互联网平台上参与公募的效果,庄伟一度有些将信将疑,但愿意尝鲜的庄伟还是把慈弘慈善基金会的项目放到了儿慈会的互联网平台上。

  令庄伟没有想到的是,三年间,这个项目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筹款额度逐渐增长,截止目前,已经超过1000万元。

  “目前为止,互联网筹款还是一切才刚刚开始,这个平台很大,这里头真正做筹资的组织并没有想象那么多。”姜莹说。

  “有很多公募基金会都开始尝试了,但互联网上创新性的项目还是很难找到,大多呈现的都是三、四年的老项目,这说明新型项目在知名度、执行力、品牌性方面并没有做得很好,如果把新项目做好,在互联网上筹资就有优势,同时这也是机会。所以,公益机构一定要迈出这一步。”姜莹说。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2016年3月3日,国家工信部最新公布了《2016年1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报告显示,我国移动电线亿户。

  移动互联网给公益机构筹款、运营带来很大机会,使其低成本快速扩张。但同时如果机构依赖互联网筹资,这样是否会给机构带来风险?

  由腾讯发起的著名公益项目“99公益日”一度引得众多公益机构追捧,儿慈会在3天72小时中,通过项目自筹、腾讯配捐、企业配捐和惊喜4个环节,共计筹款8670万。

  姜莹觉得:“互联网筹款最重要的优势就是得到了未来捐赠人的大数据,今后对于大数据的布局、开发和运用,如何利用捐赠人大数据引流到基金会各个项目之中,同时服务好这些捐赠人,都是今后基金会需要考虑的方向。”

  姜莹介绍,到目前为止,儿慈会网站平台已经累计了50万名以上的捐赠者,今年将准备做一场50万人的筹资大会适度对这一数据进行开发。其次,利用一款名为灵析的软件,三年间,运用其发送邮件,基金会累积不少联系人,下一步将考虑如何将联系人转化为捐赠人。

  “累积了这么多年的捐款人数据,要把它真正沉淀在基金会自己的平台上,同时发展APP服务于我们各个项目和需要筹款的人,这是互联网带来的优势。”姜莹说。“互联网平台我们依旧要保持好的关系,因为在这些平台上我们依旧看到很大的潜力,这些潜力是我们短时间没有的。”

  姜莹同时表示,利用互联网筹资的同时,并不是没有做企业筹资,无论是慈善晚宴还是运动型筹款,都是非常小的,但每次创新都有可能成为未来最大的亮点,这就是两条腿在走路。

  2016年年底,深圳白血病患者罗一笑父亲罗尔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网文刷爆网络,引起网友纷纷慷慨解囊,通过微信的“赞赏”功能,罗尔及为其策划此次筹款的金融服务公司的公众号收到网友赞赏资金近300万元。

  网友首先质疑罗尔在微信文章中所称的“每天上万块”的医疗费用,认为罗尔捏造日均花销,还只字不提社保报销的部分。后经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官方微博证实,罗一笑的治疗费用的确没有到罗尔所说的“每天上万块”。

  罗尔含糊不清的,还有他的“身家”,这也是舆论热议的重点。有网友截图称,罗尔之前是杂志社主编,其名下有三套房和一辆车,房子一套在深圳,两套在东莞,完全有能力支付孩子的医疗费用。对此,罗尔虽然承认属实,但却表示两套房产不能变现,且另有他用。这番回应又引出了网友对其的“口诛笔伐”。

  再次,网友质疑罗尔为何不求助于正规的慈善机构和募捐平台,而是借助朋友开的商业公司来募集善款,认为公司的动机不纯。

  最后,对于到底筹了多少钱、筹钱的合法性、善款用途的透明度等,网友也纷纷提出各种疑问。

  为此事成立专项调查组的深圳民政局对外声明,罗尔及该公司已将260余万元的赞赏资金“原路退回至网友”。罗尔表示,已收到该金融服务公司之前承诺捐赠的50万元爱心善款,女儿病情已得到控制。

  至此,“罗尔求助事件”逐渐平息。但纵观2016年,类似事件引起的风波可谓此起彼伏,在《慈善法》明确“个人求助”不在其规制范围内的情况下,不断造成社会影响的“个人求助”究竟何去何从?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在《慈善法》实施之后,罗尔“卖文救女”事件十分典型,“这是一个家庭的求助行为,带有一定的募款性质,但是是为自己而非别人,在法律意义上来说不应禁止,对于个人求助行为法律不好管。”

  按照《慈善法》规定,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但法律对个人的求助行为并没有禁止性规定。

  王振耀称,网络募捐中为别人募捐,是公共募捐行为,是《慈善法》要管理的内容,这与个人求助的区别在于是否只为自己。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培峰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罗尔此举属个人救助行为,法律没有禁止,一般意义上来讲没有问题。“但是这跟日常的个人救助不同的是,他没有直接向你求助、让你捐款,而是让你转发,把个人救助行为和商业组织的营销行为联系在一起了。”

  刘培峰称,对于这种商业组织通过慈善来营销的行为,目前来看《慈善法》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如果没有明显的欺诈行为且商业组织信守承诺,也是没有问题的。

  “过去个人的求助是面对面的、直接的,但自媒体时代,事件扩散范围更大,当超出可控范围时当事人应该尽可能地提供更多信息供人判断。”刘培峰对此表示。

  在这个事件中,由罗尔的好友整合他为孩子写的系列文章,在小铜人公司公众号里推送,文章同时开设赞赏功能,赞赏金全部用于孩子的医疗费用,可见并没有和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也不是在合规的网上募捐平台发起,更没有提醒风险防范。

  问题在于,公司公号发起持续公开的转发配捐募捐活动是否属于公开劝募?还有一个争议点是,赞赏能否算作公众的捐款行为?作者可否解释为这是公众认同其文章进行的奖赏,而不是捐款行为?

  而对于“赞赏”是否算作捐款,微信平台在《微信平台赞赏功能使用协议》4.3.8中有说明,明确用户不能用该功能进行募捐等行为。

  该协议条文对相关禁止内容作如下描述:“募捐,或类似资金筹集为目的的文章中使用本功能的,包括但不限于公益筹款、众筹、乞讨,或者带有宗教色彩的募集、募捐等。”

  除了这次引起轩然大波的“罗尔求助事件”,仅今年,就有数起网络上个人求助事件曾闹得沸沸扬扬。虽然个人求助不在《慈善法》调整范围内,但各方都认为,个人求助也应有明确的法律边界。

  类似本次事件中的赞赏功能,在新的互联网时代层出不穷。在线咨询平台“融美众筹系统”发布的《2016中国互联网众筹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全国共有354家众筹平台,目前303家正常运营。

  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韬律师认为,小铜人公司将捐赠数额与文章阅读浏览量挂钩,作为宣传推广的一种方式,虽然此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但需要符合社会道德标准。此时,由小铜人公司直接对受捐赠人进行捐赠,但受捐赠人消费的是网友的“爱心”,受捐赠人就应当披露其需要捐赠的原因和真实情况,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如果受捐赠人为此事专门开通了微信赞赏功能,则涉嫌变相获取捐赠,其也应当披露真实情况,对社会公众负责。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金融部合伙人刘进一表示,尽管目前互联网公益众筹的形式有多种,但在本质上属于慈善行业,应遵守国家有关《慈善法》律法规,但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公益众筹暂时不受众筹方面的法律规制。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众筹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并提出“不得误导或欺诈投资者”。

  在网络法律专家刘德良看来,个人通过朋友圈或者微信公号提出求助,通过朋友圈层层转发后,已突破了熟人的范围,具有一定的“针对不特定公众募捐”的特征,因此,作为平台方,应当承担更多的善款使用监督责任。

  王振耀曾对媒体表示,目前网络公益募捐项目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各种问题,这就要求负责公益众筹的平台认真核实信息的真实度,并且要将捐助款的去向和用途公之于众,保证所有过程公开透明。

  2016年8月22日,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对13家入围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到8月28日结束。名单一经公布便引起极大的关注。

  《慈善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这一规定将统一或者指定慈善信息平台的职责赋予了国务院民政部门,也就是民政部。需要注意,既不是其他部委,也不是省级及以下民政部门。

  而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很明确——用于慈善组织发布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信息。发布的主体是慈善组织,发布的内容是互联网公募信息,与个人求助无关。

  由于这一规定,民政部必须在9月1日《慈善法》正式实施的同时,明确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否则将造成互联网公开募捐被迫全面停止的局面。

  那么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究竟该如何确定呢?《慈善法》规定的是“统一或指定“,究竟该统一到一个平台还是指定几家平台呢?标准是什么?这一切成为摆在民政部面前的关键问题。

  实践者最有发言权。5月13日,《慈善法》通过近两个月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组织了“慈善组织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认定标准研讨会,邀请了包括新浪、百度、腾讯等十多家互联网服务商代表参与研讨。

  在讨论中,公开公平、鼓励竞争成为共识,多家平台都表示应该设立具体的标准,只要符合标准的互联网服务商都应该可以申请成为“慈善组织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关于标准如何设立则众说纷纭,涉及是否可以在线捐赠、资质要求应达到哪一级别、硬件与团队的基础条件、信息审核机制、初创平台可否进入、监管退出机制等多个方面。

  7月20日,《慈善法》通过4个月后,民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遴选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通知》。通知明确“民政部拟采取遴选方式,指定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注意,遴选是选拔、挑选,不是准入、认定。与花大量时间制定基础标准,然后开放申请、随时审批相比,遴选无疑要快得多。

  通知提出要“按照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公开透明、自愿申请、分批考察、择优指定的原则进行批次遴选。”

  也就是说,指定平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逐批进行。首批拟指定10家左右,这样就避免了《慈善法》实施后无平台可用的局面。即使首批的平台在运行中出现不适用的情况,之后还可以逐批指定更多的平台。

  按照通知的要求,“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开办的,能够提供慈善募捐信息发布服务的信息平台”都可以参加遴选。

  在半个月的申报期内,共有47家平台进行了申报。平台运营主体所在地涉及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天津、黑龙江、上海、重庆、福建、山东、河南等多个省市。

  8月16日,申报截止10天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邀请社会组织代表、捐赠人代表、公益慈善专家、信息化专家和媒体代表共计18人,根据《形式审查一票否决指标》对各家申报材料进行了形式审查,计有29家通过审查,18家未通过审查。

  未通过审查的平台有不少是由于缺少《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证)。作为网站经营的许可证,经营性网站必须办理ICP证,否则就属于非法经营。社会组织举办网站则需要取得ICP备案号。

  8月17日,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组织评审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公告》,向社会公告将于8月20日对通过形式审查的29家平台进行专家评审与答辩。

  公告不仅公布了29家平台的名单和互联网募捐平台遴选评分指标,还开放了20个现场观摩席位申请,包括新闻媒体10个席位、公募基金会10个席位,先报先得、报满为止。

  8月20日,专家评审与答辩在民政部举办,上午15家,下午14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公平性,答辩的顺序是按照答辩代表在微信群中抢红包金额的高低来排定的。

  答辩包括6分钟陈述和4分钟专家提问。由全国两会代表、公益慈善专家、互联网专家、慈善组织代表、新闻媒体代表、捐赠人代表共20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按照评审指标体系进行了打分。主要包括互联网募捐业绩、技术、管理三方面的指标。

  由于是遴选,所以最终按照评分高低确定了入围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名单,共有13家。

  8月21日,民政部部长听取汇报后明确表示,尊重按设定条件、程序、方法公开进行的评审结果。

  这13家平台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腾讯公益”网络募捐平台、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的淘宝网、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新浪微博(微公益)、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轻松筹、中国慈善联合会的中国慈善信息平台、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京东公益、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的基金会中心网、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百度慈善捐助平台、北京厚普聚益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益宝、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华公益服务平台、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的联劝网和广州市慈善会的广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

  从互联网募款业绩的角度,可以将这13家分为已经开展公募和尚未开展公募两类。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基金会中心网、新华公益服务平台等就没有筹款业绩。

  因为,按照《慈善法》的规定,只有成为指定平台才能发布公开募捐信息。在此之前,平台不能发布公开募捐信息,也就没有业绩。如果一定要有业绩,那么新的平台永远无法进入。

  而首次遴选指标体系也对此作出了回应,指标明确指出业绩评分项仅作为首次遴选使用。

  从既往发布信息内容的角度,可以将这13家分为只发布慈善组织公募信息和同时发布个人求助信息两类。轻松筹最近一两年就因为个人求助的筹款成绩而引人瞩目。

  此次评审的是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评审指标体系中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框架内仅对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提供服务,没有与商业筹款、个人求助等混杂的现象。”

  因此,轻松筹在答辩中表示,其后台正在调整,个人求助会推荐给慈善组织,慈善组织认领后才能在平台上线。

  从运营主体的性质来说,可以将这13家分为企业运营和社会组织运营。这其中联劝网、广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这两家社会组织运营的平台已经开展了一定时间的公募,其使用的是自家机构的公募资格,为不具备公募资格的社会组织募款。

  成为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后,其他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如何在平台上筹款,并由此形成平台与平台上的机构之间的竞争如何解决成为评委关注的问题。

  尽管有着种种不同,但这13家平台在答辩的时候都进行了公开承诺,承诺“捐款直接进入慈善组织银行账户或第三方支付账户”。这就杜绝了平台上的资金进入个人账户的可能。

  677万人次捐赠、3643个公益项目上线亿网友善款捐赠总额,这是2016年99公益日交出的成绩单,与去年逾200万人次捐赠1.27亿相比,人数增长了3.3倍,善款提高了2.4倍。

  规则的调整,企业配捐的加入,催生了又一次的公益盛宴。从网络募捐平台到99公益日,腾讯在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传统公益领域的玩法,但是,在改变一些事物的时候,总不会是一帆风顺,即便如腾讯这样的互联网科技巨头也不例外,如今,公益行业公开透明这个老话题成为了腾讯迫切希望解决的新问题。

  此时重提公益机构的公开透明,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看来,是行业需求、也是公众期望,“腾讯用技术实现了公益组织与公众的广泛连接,也让捐赠更加便捷,捐赠之后理所应当向公众公开透明真实的项目进展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具体细节,这是公众的期望;另一方面,公众捐赠比例的不断提升,改变了公益机构原本的善款来源结构,如果无法取得公众信任,公益机构是没办法发展的,这是行业发展需求。”孙懿说道,“腾讯作为中间的连接者,需要满足双方的需求。”

  《慈善法》中,要求进行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要在法定时间对募捐情况及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公开披露,每年年底要提交年度工作报告和审计报告,对于这些法定披露,孙懿认为还远远不够,她说:“现在政府所要求的法定披露,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对行业内部的合规性的一种要求;另一方面,公众想要了解这些法定披露的成本很高,并不能够便捷、直观地看到公益项目的进展情况。”

  “腾讯希望实现的公开透明,是主动披露。”孙懿表示,除了法律法规所要求的法定披露之外,公益机构应该认识到公开透明对自身的好处,“其实经过数据对比,项目运作过程中越主动的披露,公众的复捐率越高。”

  既然越公开、越透明,对公益机构自身带来的好处越大,那为什么在公开透明问题上迟迟没有很大改善,孙懿认为是在公开透明成本以及公益大环境两个方面。

  “首先,公开透明是有成本的,公开透明的多少与投入成本直接相关,很多公益机构或者受到自身能力限制,或者受到法定成本管控限制而不愿意在这方面更多地投入;另一方面,目前的公益大环境,多数公益机构还仅仅停留在了法定披露环节,带头的很少,大环境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我们要让公益机构真切感受到主动披露能够为他们带来实际效果和好处,从而让他们自觉的公开透明项目信息。给予更多的资源,包括优先审核通过,资金支持等等;而对于不尽职履行公开透明的,我们会限制其在平台上获得的资源,这是一种奖惩机制,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因为腾讯并没有权利强制要求公益机构进行项目的公开透明,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优势来建立相应的规则。”谈到如何切实推动公开透明体系的建设,孙懿说道:“受众、流量是腾讯非常大的优势,如果公益机构想要在我们平台获得这些资源,就要按照我们所要求的,积极、主动披露信息,尽可能多的公开透明。”“其实我们是为了通过平台捐赠善款的公众在争取,可以让公众捐钱以后,也可以通过我们平台实时、全面地了解项目的进展情况。”孙懿补充道。

  对于之前网上质疑99公益日众多项目在筹集资金后便再无反馈的情况,孙懿回应道:“其实这也是我们推动公开透明体系建立的一个原因,我们也确实感受到在用户体验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包括在项目呈现方面,我们目前基本上都是常规的9张宣传图配一段文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公益机构呈现更多信息,之后会通过改进,让更多的项目全面地展现自己,也会增加财务披露模块、机构信息展示等等功能,让各个项目更加透明,做到可追踪、可追溯、可记录、可沉淀,这样,也在行业需求、公众期望的同时,把我们平台能力做起来。”

  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把公益项目放在互联网募捐平台进行公开筹款,公众在平台上绑定个人信息后向公益机构捐钱,成了公益机构的直接捐赠人,相关信息却掌握在平台方的手中的情况。对此,很多公益机构表示希望能拿到捐赠人的信息,以便维护公益机构与捐赠人间的联系。

  “我认为在用户数据方面,公益机构与腾讯不应该是一种竞争对手的关系,而是协力合作,让这些数据更好地发挥作用。”孙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用户通过我们平台绑定个人信息并完成捐赠,是基于腾讯在技术方面对个人信息能够做好良好的保护,在不了解公益机构是否具有大规模个人数据储存、保护能力的情况下,腾讯不能冒风险;其次,我们认为公众既然选择了通过我们平台进行捐赠,而不是直接捐赠给公益机构的方式,这个过程,公众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最后,很多公益机构都提出想拿到捐赠者数据,但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案显示想要用这些捐赠数据开展什么工作,我们也没有办法冒然提供。”孙懿说道。

  对于之后在这方面的计划,孙懿透露:“我们在这几年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一定量的用户数据,今后我们将搭建平台,让这些数据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公益机构。”

  在腾讯、阿里巴巴等一批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带动下,新思维、新技术的加入让我国的公益行业迎来了一次大发展,而在这当中,对于腾讯所扮演的角色,有人说是联合劝募方,也有人说是提供募款服务的平台方,而在孙懿看来,二者都不是,腾讯要做的是中国公益行业的创连者。

  “创连,就是一方面要对公益行业创新实践,另一方面要连接社会公众。”孙懿阐述了腾讯对自身定位的理解,“腾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社交和技术;就社交而言,我们拥有庞大的受众;正如小马哥所言,最重要的连接人,让指尖公益融入每个人生活中,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筹款层面;就技术而言,除了搭建平台让公益机构和公众更好地对接,我们也推出了捐步数、捐声音等等创新型轻公益,利用技术把公众的碎片化时间充分地利用起来,除了善款捐赠外,能够真正地参与到公益项目中成为志愿者、项目监督者,并把对项目的了解通过我们平台展现给更多的人,成为能动方,从而实现我们人人可公益的创联者的目标。”

  谈到腾讯这些年的努力,孙懿坦言:“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无论是腾讯乐捐平台,或是99公益日,都是在一步步实践中寻求创新改变,因为虽然我们希望实现新的突破,但是我们应该在保证原有的公益生态系统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所以我们也走得如履薄冰。”

  蚂蚁金服公益、今日头条携手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和数据科学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16网络公益数据,展示了多个维度的数据,这些数据将能为公益机构的项目设计和筹款策略提供指导:钱从哪来?谁最关心?何时推出最佳?

  蚂蚁金服发布的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2016数据显示,去年一年平台捐款近一半来自80后,他们是善款的主要来源。有意思的是,在捐献人数上,却是90后占据半壁江山,高达48%,远超80后的35%。今日头条上的数据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在最关注的公益资讯的人群中,18~30岁的读者占65%,这其中绝大多数是90后。

  “90后目前可能没有80后财力雄厚,但他们代表着未来。”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告诉记者,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两个趋势。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益或者捐款,同时,玩着手机长大的这代人正在讲网络募捐塑造成未来公益筹款的趋势和大方向。“公益机构要抓住这个未来,不能只看当下,要长远布局。”

  邓国胜举例说,90后喜欢体验感强的项目,那些打悲情牌吸引捐赠的项目可能很难吸引他们。“你看蚂蚁金服的数据,走步捐款,理财捐款上升都很快。年轻人喜欢什么?我做公益又开心又能持续参与。”

  在蚂蚁金服发布的2016捐赠排行榜上,壹基金儿童月捐项目折桂。壹基金副秘书长沈旻却告诉记者,当80后90后的捐赠行为是基于手机、基于移动互联网而发生时,他们的进入和离开成本都非常低,“他们同时也是非常容易失去的人群”。

  于是,基于互联网大计算得出的捐款人画像、捐款趋势分析,对公益机构来说更显珍贵。

  沈旻和她的团队把春节前几乎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一场“计算大战”中,分析筹款数据,为下一年的策略制定早做筹谋。“提炼数据很不容易,团队几乎被我搞崩溃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扮演人工智能的角色”。沈旻坦言,即便是如此初阶的数据工作,对大部分公益机构来说,依然无法实现。“公益行业现在还太小太弱”。

  蚂蚁金服和今日头条发布的2016网络公益数据在沈旻看来就很有价值。大计算让以往记在纸上的钢笔字变成了“在线数据”,更加广泛、客观,便于管理和运营。“在商业领域,人们已经开始讨论用VR、AR的黑科技改变人们的行为。那么,在公益领域,至少可以从了解人们的行为开始。”

  这一点,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颜志涛深有体会。扶贫基金会从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和深挖民政部发布的国民捐赠数据。他们发现,这几年企业捐赠增速放缓,反倒是个人小额捐赠,两三年时间里,从20亿增长到45亿。原本以企业捐款为主要来源的扶贫基金会迅速调整。“2016年,我们的捐款总额中有2/5来自个人。外界可能没有感知,但这对我们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战略选择。”

  在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上,参与“月捐”固定献爱心的人数正在大幅增加,与2015年相比,月捐捐赠金涨了2倍。人们越来越爱为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信赖的机构持续固定捐款。把握这一趋势,捐款动员的成本是否能够降低?

  2016年,人们在今日头条上关注最多的社会问题是环保,而支付宝爱心捐赠“热榜”上,排名前十的项目里只有一个环保项目。与此同时,那个在支付宝里“种树”,倡导人们节能减排的“蚂蚁森林”,用户数已经达到了6000万人,有72万棵梭梭树在沙漠里种成。所以,你的环保项目设计,切中要害了么?

  蚂蚁金服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多做展示用,我们可以看到一年甚至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献爱心的情况,国人最关注公益资讯。但这些数据其实是大计算的产物,计算的是人们公益行为的偏好和改变,甚至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所以,这些数据,或许能为公益机构提供项目设计和筹款策略上的指南。“这正是我们联合今日头条和清华大学共同发布和解读这份网络公益数据的初衷。”

  在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韩亦顺看来,大数据和大计算除了提供“客户画像”和“管理建议”外,还能帮助公益行业重塑信任感。“依托互联网优势的,一定程度上的公益数据开放,有助于形成公益领域的公信力。”

  2016年,知乎大V账号“童瑶”自编自演了一场女大学生无钱治病求捐助的戏码,通过公布支付宝账号,骗取捐款十多万元。

  “很多人都以为我疯了,拿自己的命赌一个还未出世的孩子,是的,分娩的时候,我只有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活下来,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多么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代替我好好地活着,健康又快乐地活着,看到自己的生命有了延续是对我一生最大的安慰。晚上买了本日记本,很多妈妈都会为宝宝写成长记,我要写本出生记,记录你未到人世间前跟妈妈的点点滴滴。还要在我的花店里准备一个记事本,每个来店里的客人都要写上一句:宝宝,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这是一位知乎网名为“童瑶”的网友于2015年10月10日所写,“没有干货,没有文采,更没有正能量,只有一颗执着的心。”这是她对自己的评价,但是这段话,却让人感受到一个坚强的女性,一个怀孕的准妈妈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未出世孩子的那份执着与勇气,以及记录还未出生孩子的点点滴滴的那份温暖与感动。

  这位“童瑶”可是在知乎上拥有近6万粉丝的大V,在2014年知乎一个“青梅竹马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问题中,“童瑶”的回答获得近5.8万个赞,成为当时整个知乎网站获赞最多的答案之一。从其回答的众多知乎问题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因先天性心脏病而被遗弃,被收养后养父母又早年去世,目前在苏州经营花店的女性,且已经怀孕2个月。

  2015年6月,一个网名“ck小小”的网友在知乎上发布一篇题为“长期被疾病折磨,结束生命是最好的选择吗?”的帖子,称在读大学的自己由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几乎花光了父母所有的积蓄,而最近心脏病手术失败,想要结束生命。帖子发布后没多久,知乎大V“童瑶”即更帖回复,称自己也有相同的遭遇,并表示愿意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此后,众多网友也纷纷表达对该网友的鼓励以及愿意提供帮助。随后“ck小小”在感谢“童瑶”的鼓励后,随即公布了其支付宝账号。

  此后,众多网友纷纷献出爱心,通过支付宝为“ck小小”捐去善款。而童瑶发帖说已经见到该网友,并表示该网友目前病情稳定,在大家的积极鼓励下情绪很好,也已经获得6万元的资助。

  2016年1月,一个叫做“匿名用户”的知乎网友在关注到此事后,自称无聊之际发现“ck小小”账号注册不久并且只关注了“童瑶”一人,心生好奇便利用“ck小小”注册账号时所绑定的邮箱,查到了该邮箱的关联QQ账号。

  该QQ账号的个人资料中显示为一位名叫童超的25岁江苏苏州男性,而巧合的是“ck小小”所提供支付宝账号的真实姓名也叫童超,二者名字吻合。此后,“匿名用户”又在百度贴吧以及某手机论坛进行相关搜索,搜索结果明显为男性,并且已婚。而此时距离“ck小小”发布求助信息过去了7个多月,在此期间全无任何音讯。在“匿名用户”将自己的诸多质疑发布到网上以后,引来众多网友的关注,而收到的回应却是“童瑶”清空了相关微博,公布的支付宝也显示已注销,QQ账号昵称修改。

  这一系列的动作引来更多网友的质疑。而自称亲眼见过“ck小小”的大V“童瑶”,成为了网友开始怀疑的对象。知乎网名为“李biubiu”的拥有9万多粉丝的大V公开发布一篇题为《请官方介入调查“童瑶”涉嫌诈骗一事》的文章,并再次确认了涉事支付宝账号所关联的qq号及微信号均为一个叫做“童超”的男性,并且“童瑶”的微博已经清空,而且就“童瑶”宣称自己大学就读于复旦大学,并于大四作为交换生出国一事,通过复旦大学官网查询并没有“童瑶”此人。网友就此向知乎平台管理层举报。

  在此举报之后一个小时,知乎官方回应称,已经收到多个对于“ck小小”及“童瑶”账号的举报,而知乎也已经联系警方,警方反馈知乎作为平台方,直接报警是无法立案的,因此号召已经进行现金捐赠的网友向知乎官方反馈具体信息。

  一天后,名为“童超”的知乎网友发布道歉信,声称自己就是“童瑶”本人,并承认自己一手策划了整个事件,此后得到网友证实。“童超”还宣称将会把收到的善款退还给捐赠者,及向警方自首。

  “童超”在道歉信发布不久后便将该文删除,不见踪影,而且自始至终并未解释其用于假造女性身份的头像、照片及视频从何而来。这不禁让人怀疑此事除“童超”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而1月17日凌晨,据“匿名用户”再次爆料,在“童超”通讯录中发现名为瑶瑶的联系人,全名为“赵童瑶”,且与“童瑶”账号的头像高度吻合,所在地依然是苏州。而少数情绪激动的网友更是利用网络手段侵入了“童超”的邮箱、相册等,并公布了其诸多个人资料,其中显示其支付宝账户余额已超过18万。

  2016年1月19日晚21时41分,知乎官方发布最新消息,称由于知乎总部位于北京,经过协商,已由知乎官方向北京公安局报案并且已经受理。警方表示已经进入侦查阶段,目前知乎官方已经收到来自全国400多位网友的捐款信息,金额超过7万元,且仍旧有网友发来捐赠信息。

  1月27日,据苏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知乎大V“童瑶”诈捐犯罪嫌疑人童某涉嫌诈骗罪,目前已被苏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苏州市公安局请受骗网友与办案民警联系。

  又一次的网络骗捐事件发生,无论是对受害者,还是广大公众,都是对其善心的又一次伤害。屡次发生的网络骗捐事件,会让这个本应该帮助公益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渠道成为人人望而却步的诈骗陷阱代名词,这无疑是对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又一次阻碍。

  但是回头想想,骗子固然可恨,但是为什么这次事件会让众多网友受骗呢?就网友捐赠金额本身而言并不太大,但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00位的受骗者,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这其中有三点值得探讨:

  第一,对“平台公信力”盲目信任。知乎平台近些年成为专业社交平台,一直致力于分享专业知识、经验,以及高质量信息,这让众多网友对于平台内具有较高粉丝量的大V产生连带信任,认为大V所肯定的是正确的,这也是本次事件中“童瑶”账号所起到的作用,引导了众多网友的举动。

  第二,自身警惕意识淡薄。本次事件当中,一个新号“ck小小”仅发布了一则信息,随之就是网友众多的捐赠,这其中除了大V“童瑶”的原因,还有就是网友自身对于此类事件的防范意识不强,首先在信息真实性方面没有人进行核实,其次支付宝转账之后,后续无人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涉案人员接收捐赠7个月时间无任何信息反馈的情况下,大批捐赠网友仍旧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第三,相关法律空白。对于骗捐现象,《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并未提及个人网络募捐,这方面的法律空白亟需填补,《慈善法(草案)》面向公众公布,且对于公开募捐行为主体资格进行明确,但是如今尚未实施。在法律空白时期,对于公众的法律宣传也相对滞后,因而导致此类事件时有发生。

  再者,在本次事件中,由于许多网友成为骗捐受害者,随即通过网络手段对“童超”及其亲属进行了“人肉搜索”,其中许多内容均属于个人隐私,网友此等行为本身属于违法行为。网友在受害后应该理智选择合法途径进行维权。

  最后,作为本次事件信息发布平台知乎,是否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也成为了众多网友议论的线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肯定和支持网络慈善,但同时要求广播、电视、报刊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要对利用其平台发起募捐活动的慈善组织的合法性进行验证。

  蓝皮书的编辑出版是中国慈善榜的传统活动之一。自2008年开始,每年一本,由《公益时报》组织专家,基于慈善榜的权威数据及翔实的新闻采访资料研究编纂而成。

  与以数据为主的榜单不同,蓝皮书的研究更加深入。在榜单的基础上,蓝皮书编辑团队对2016全年慈善捐赠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呈现了管理者、捐赠者、社会组织、受助者以及各类相关平台等捐赠链条上不同主体在2016年的表现,试图挖掘数据背后的故事与隐藏的规律。

本文转自当客资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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